最近兩個月，張順高忙著為后輩校對普洱茶相關研究書稿，為避免分心，旁人的電話約訪，他一并委婉拒絕，也減少了出門頻率。書房桌上，待校對書稿厚得把最大號長尾夾撐到極限，即便工作量大，他也從不馬虎，小到編委會人名，大到茶學知識概念，他都逐字逐句修改、提出修改意見。一天下來，紅、藍、黑三色記號筆在他右手側方留下的彩色印記已經深入肌理。老式臺燈和木桌正前方的微型諸葛孔明塑像（云南“茶祖”），是伴他工作到傍晚的老伙伴。

張順高在普洱茶界貢獻頗豐，被后輩稱譽為“普洱茶泰斗”。1933年出生在湖北的他，自湖南農學院茶葉專業畢業后到云南茶葉科學研究所工作，與云南茶葉結下了不解之緣。云南得天獨厚的茶樹資源是每一位茶葉研究工作者夢想的天堂。在云南的茶山茶海里，張順高早在1961年就發現了勐海巴達野生大茶樹；60年代末，他受命到非洲馬里援建茶葉農場，任栽培組長，由于工作突出，被馬里授予二等國勛；70年代，張順高又奔赴西非的上沃爾特考察種茶可能性，并擔任該國茶樹試種中國專家組組長……1993年4月，他撰寫的《古生態學與茶樹起源傳播馴化的系統猜測》一文，在第一屆中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茶樹遺產保護研討會上與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了交流，受到茶學界的廣泛關注。

張順高致力于茶葉研究工作近六十載，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一篇篇茶學論著是他心血的結晶，也是云南茶葉發展歷史上一座座重要里程碑。

以下是張順高口述實錄：

1956年我考入湖南農學院農學系。1958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在湖南、浙江、安徽三省農學院設茶葉本科，我就轉入了我喜愛的茶葉專業。有部電影叫《在西雙版納的密林中》，里面神秘、神奇的畫面讓年輕的我很是向往。況且，那里地處邊遠，交通不便，開發較晚，云南省農林廳佛海茶葉試驗場已于1951年成立，很需要人，可以施展自己的才智，發展云南大葉茶。1960年我自愿申請，由國務院統一分配到云南省茶葉研究所，從此開始了我的茶葉生涯。

來到西雙版納后，我覺得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到處森林密蔽天日，郁郁蔥蔥，高大的茶樹，隱于密林之中，讓我很震撼。從此，我就堅定了要為云南茶葉奮斗的決心。“我們要把云南變成茶海洋。”這就是我的夢，它一直伴我走過了夢幻與真實、光環與陰云交織的人生。

我為云南茶葉奮斗了一生，但都是一些極為平凡的工作。以個人來說，值得回憶的事，歸納起來，在實踐上，做了五件事情，在學術理論上也有幾點創新。

薩王納的綠洲、姑河盆地的新作物

在茶科所工作7年后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收拾行裝，出國當專家。到了昆明翠湖賓館，才得知要到非洲馬里，援建一個茶葉項目。我們一行七人，到北京農墾部報到，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后，去到馬里錫加索。在那里，中國農業部已經先期派遣福建的林桂鏜在凡哥樂村已進行了三年的茶樹試種。在此基礎上，馬里政府提出發展要求，按中馬兩國政府1967年1月30日所簽協議，中國幫助馬里在錫加索的法拉果建立一個面積100公頃（hm2）的茶園，及年產100噸的珍眉綠茶加工廠。專家組分工，我負責茶園建設。

馬里地處西非內陸，居撤哈拉大沙漠南緣，北緯11°，靠近赤道，屬稀樹草原植被，稱薩王納，氣候極其炎熱干燥，半年滴雨不下，稱蘇丹氣候，年平均氣溫26.7℃，干熱季40℃以上，旱季最旱時空氣濕度僅有8%，日照很強，蒸發量很大，旱季蒸發達全年的73%。惡性瘧疾、血絲蟲病、麻風病普遍流行，蝎子特別多，我們亞熱帶的人都難以適應，而且，要把中亞熱帶的茶樹在這里大面積種活，還要大面積豐產到1.0噸/公頃（t/hm2），難度可想而知。

干旱是最大的難題。旱季時需要24小時灌水。所謂24小時灌水就是兩人一組，提著馬燈摸黑在地里灌，工人實行三班制。每年早季一干就是幾個月，不但體力上精疲力竭，精神上也承受著巨大壓力，一旦茶苗死亡，將無法面對祖國和馬里人民。后來從國內調來水利專家，在茶園上方修建了一個2萬立方米的調節池，干旱困難才得以緩解。

干旱問題解決后，強烈的日照又成了茶樹生長致命的傷害。我們在茶園中，采用十行茶樹，種一行遮陰樹，芒果與合歡間行混植，株距10m，茶園道路和茶園周圍都種植了行道樹、防護林。那里生長快，三年就達到了全面覆蓋，大大降低了驕陽對茶樹的傷害，降低了土壤的溫度和蒸發量，改善了茶樹的生態環境。

在定植接近尾聲的時候，專家組普遍感到茶樹雖可種活，但要達到單產1.0t/hm2，看來沒有希望，因為凡哥樂的小面積試種茶園，已經有六七年了，但都沒有一小塊單產過600kg/ hm2的，專家組為此很著急。我用了3hm2茶園，分三組做了不同材料的深耕土壤、大施有機質基肥、部分客土改良土壤的試驗，三個月后，顯示出極其明顯的效果，匯報給使館王云參贊，他到現場觀察，決定撥給3000萬馬里法郎，要求把所有的茶園按此法全部摘上一遍。

這項工作剛開始時，只有我一個人，既要負責管理工作、招收工人、考核分配任務、驗收定額、統計、發工資，又要負責全部技術指導，育苗、開荒、平整土地、積肥料、修路……加上語言障礙，更是困難。經過半年多的高頻運轉，到1968年雨季，終于完成了20公頃的茶園定植，國內也派來了一名助手，我才得以喘口氣。1969年，完成了50公頃的育苗任務，1970年完成了最后30公頃的育苗任務，至此，100公頃的茶園定植任務終于完成。

1971年1月茶廠奠基，1972年5月竣工，投入試生產。1973年8月，馬里共和國總統親自參加了茶廠的驗收和茶葉農場的移交儀式。到1973年建成移交時，投產茶園單產居然達到了1.1噸/ 公頃，轉入技術合作項目兩年多后，總產量超過100噸，全面達到了中馬兩國政府協議的技術經濟指標，馬里種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茶園又正好位于馬里通往上沃爾特和象牙海岸的國際公路上，影響很大，被世人稱為奇跡。馬里人也因有了自己的茶園、茶廠而驕傲。

馬里法拉果種茶制茶的成功，使其鄰國上沃爾特大受影響，他們驅逐了蔣介石的外交代表，與我國建交。1974年，中上兩國一建交，上國就向我國提出幫助種茶的要求，以王科為組長的考察組于1976年7月赴上，對上國種茶的可能性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77年底，向上建議在姑河盆地試種茶樹，隨后王科等專家陸續回國，任務又落到了我頭上。我因為在馬里種茶七年的實踐，完成這項任務比較順手。1977年12月至1978年2月分兩批播下茶籽，1979年就打頂采摘，制成精制珍眉綠茶樣品，由于采用速成高產栽培法，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試種任務，為上沃爾特姑河盆地增加了新作物。次年4月，在兩國政府的項目驗收移交儀式上，上沃爾特人民第一次品嘗到了自己國家出產的茶葉。

1979年，我被評為中國駐上沃爾特使館先進工作者。

連任三屆所長

茶科所成為云南茶葉科技中心

從上沃爾特回國后，農科院命我負責茶科所工作，接替蔣銓老所長。所長的職務，為我施展才華、實現抱負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也平添了出成果、出人才、出產量、出效益的責任，要把茶科所變成一個向全省開放的科技樣板和科技中心。

十年文革的動亂，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頓，生產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條件都極其落后，已經跟一個山鄉農技站相差無幾，影響力幾乎沒有。沒有了影響力，沒有了權威性，還談什么生產力、號召力，怎么可能引領云南茶葉？把茶葉科學變成生產力就成了一句空話。因此，整頓勢在必行。我對此做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改善科研人員的生活科研條件。在上級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圍墻，院內搞起了綠化，建起了科研大樓、民族風格的行政辦公樓和圖書館，并興建了職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儀器設備。其次是健全了科研體系，組建了栽培、品種、制茶、生理生化、開發、植保、茶機、情報資料八個研究室。并健全了組織管理機構，制訂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

機構健全了，就需要有人才來帶動運行。我起用了年輕人挑重擔，并一次性引進了9名大學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時還派出28人到全國各地進行對口培訓和進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蘭卡研修，經常請一些專家學者到所里來做學術報告，在所內展開知識競賽等。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員的素質。

把茶科所本所茶園建成示范樣板和科技中心。全面進行深耕改土、興修水庫，全面實現了噴灌，茶園進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試驗示范茶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單產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級以上。茶科所單產800斤的高產試驗茶園、300-500斤的豐產樣板、100多種品種的全國品種圃，以及豐富多彩的茶樹種質資源圃，接待著每年數以萬計的省內外參觀者，絡繹不絕的到云南茶科所來參觀、學習、取經。

對外開創了科技承包。承包的惠明茶場，三年內使企業年產值由17萬元躍升近100萬元。最先利用貸款開發了賓茶系列茶飲料，成為云南首屆藝術節版納分會場指定產品，占領了高級宴會。

此外，我創立了《云南茶葉》雜志，并利用這一輿論武器，向全國大力宣傳云南茶葉，宣傳茶科所的技術成果和學術思想，宣傳科學種茶，進行學術、技術、經驗和信息的交流。

通過三屆九年的任職，茶科所成為云南名副其實的茶葉科學制高點和學術領地，受到各級領導的肯定和鼓勵。1983年，我被選為全國少數民族地區先進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受到國家勞動部、國家民委、中國科協三部委的聯合表彰。

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茶葉生產

云南是全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而民族平等最根本的是經濟上的平等。改善少數民族的經濟處境，是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所以，我一直把茶葉技術推廣服務、茶葉發展的重點放在那些最貧困的民族地區。在我任所長三屆九年的時間里，先后在勐海縣的勐海傣族、南糯山哈尼族、布朗族，景洪縣悠樂山的基諾族中的基諾洛克人等新老茶區，與當地合作，設立綜合豐產、低產茶園改造、良種推廣、生態茶園、星火計劃等各類試點、樣板和項目。

勐海南糯山是栽培茶樹王的所在地，它被茶葉界身拜心拜，趙樸初先生都去拜望過，是歷史名茶之鄉。1957年，產茶3700擔。有的農家茶葉收入占全家收入的80%。后因長期掠奪經營，1979年降到了900擔，老茶樹每年以7%的速度死亡，茶葉衰敗后轉向毀林種糧，三年之內，森林幾乎全部毀光。為挽救名山名茶，幫助哈尼族同胞走出絕境，1985年，我建議縣委在南糯山設立了茶葉經濟生態鄉項目。1986年，又向省里爭取到國家首批星火計劃項目，經過兩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在流沙河兩岸南糯山、勐宋山發展了新茶園8000多畝。農科部門配合，實行科學種田，發展雜交稻，輪歇地由9000畝退至2600畝，一舉挽救了名茶之鄉，現在農民茶葉采不完，惡化的生態環境得到了遏制，僅南糯山產茶已達2萬擔以上，成為云南茶葉第一村。2006年時，村黨支部書記江且說，農民有了私人轎車30多輛。名茶名山發揚光大。哈尼族農民在我離開勐海前激動地說：“我們可以把你養起來，我們養得起你。”

瀾滄縣是發展茶葉的好地方，我們去設點前，產量為9000擔（一擔=100斤）左右，經我們在卡朗、富邦建立新老茶園示范點各1個，種植茶葉就迅速在全縣推開。后來又在惠民建立了一個生態茶園綜合示范區2000多畝，茶樹栽培新技術進一步推廣。20世紀90年代，瀾滄茶葉已達5萬擔以上，現已達10萬擔，成為當地支柱產業。在遠古洪荒時代乘葫蘆漂流來這里繁衍生息的拉祜族，開始告別那赤貧生活。

攸樂山是六大古茶山之一，但是，古茶園日益衰老，西雙版納州委決定開發悠樂山，我當時是開發組組員之一。州委計劃在那里先搞50畝速成高產茶園。要速成高產，必須解決旱季灌水問題，為此，我在昆明找到了水管，從昆明運去時，汽車幾度在遠離城鎮的山上拋錨，以致連續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及時將水管運到，解決了抗旱的關鍵問題。茶園建成后，三年單產2擔，帶動了全鄉新茶園的發展，使基諾族建立了砂仁、橡膠、茶葉三大主體種植業的骨干產業。

發現巴達野生大茶樹

測定千家寨茶樹王樹齡

1952年，我所在南糯山半坡新寨古茶林中，發現了一株直徑138m的大茶樹，這就是后來著名的南糯山茶樹王，為栽培型。

1961年10月，我參加工作剛一年，領導命劉獻榮陪我去巴達大黑山，據農民反映，那里有株相當大的茶樹。我們步行三天到達巴達公社，經向公社說明來意之后，次日清晨，公社派兩名武裝民兵護衛我們去大黑山，那是莽莽無際的原始森林，直徑1~2m的大樹比比皆是，林冠閉日，見不到天，雖是正午，也是光線暗淡。進入林區后，一路見到直徑三五十厘米的茶樹成群，我十分驚喜，又小心翼翼。中午，我們到達了大茶樹地點，由于森林里天黑得很早，我們急忙對周圍的生態環境進行考察記錄，取土樣，采茶樹花果枝葉標本，測量茶樹直徑為1.0m，樹高采用三角法測量，做好記錄，匆匆返回。走出森林，太陽已經落山了，民兵帶我們趕回公社已是晚上9點多了。第五天，我們回到勐遮，第六天回所，計算樹高，因為有30多米高而懷疑。1962年2月，我們二次進山復查，證明測量無誤。我根據生態環境結合采訪群眾，進行了茶果枝葉鑒定、樣品生化分析，確定為野生型茶樹，寫成了《巴達野生大茶樹的發現及其意義》一文。發表于湖南《茶葉通訊》1963年第1期，一時震驚茶壇。此后，很多報紙、畫報社接連不斷地進山拍照發表，成為當時一大珍聞，蜚聲中外。之后在云南其他地方以及貴州、四川相繼發現了大量的較大野生茶樹，從此，茶樹原產地不在印度，而在中國、在云南這一事實得到了強有力的證實。此后，全國茶界名流、社會知名人士，紛紛前往勐海造訪謁拜。

上巴達大黑山考察時，我并未意識到，這次行動竟有如此重要的政治經濟意義和學術意義，成為我一生獻身茶葉最為榮幸的事，而且我剛從學校畢業，就有這么好的機緣。

1992年，思茅地區茶葉學會邱輝、何仕華、張木蘭、肖時英，根據村民的報告，在瀾滄縣富東鄉邦崴村發現了一株茶樹，很大，也很古老，可能是茶樹王。云南省茶葉學會為慎重起見，特邀全國知名專家進行考察論證。經測，這株茶樹基徑1.14m，胸徑0.68m，高11.8m，生殖器官野生型，枝葉為栽培型，群眾長期采摘利用，紅綠茶品質優良，專家一致認為這是一株介于栽培與野生之間的過渡型古茶樹。我在紀要中寫到“瀾滄邦崴大茶樹是野生型與栽培型之間的過渡類型”時，特意加了一句“它反映了茶樹發源與早期馴化利用同源”。我想利用這一難得的，與全國知名專家聚會的機會闡述這一論點：即最后馴化和最先栽培茶樹的是云南人，是古滇人的功績。紀要一致通過，從而把云南茶樹栽培從孔明時代有理有據地一直向前延伸到了史前。

1996年，我退休已經有一年了，同年11月12～17日，應思茅第三屆普洱茶葉節組委會、思茅地區（今普洱）茶葉學會邀請，參加了哀牢山國家自然保護區、云南鎮沅縣九甲鄉千家賽野茶自然群落和古茶樹的考察論證，我認為這可能是我一生中參加的最后一次大型茶事活動。當時，我因腦缺血眩暈癥住院治療，出院才一星期，我老伴兒女和同事都勸我不要去，因為到2000多米高的哀牢山頂原始森林，步行需走幾天，生活、露營、安全、保健等比較難，絕非幾個人或小組能做成的。我越來越老了，今后絕不會有兩次機會。又據初步考察者稱，千家寨野生茶面積很大，大茶樹特古老，可能是最大的茶樹王。這讓我不見不甘心，還是說服老伴去了。這次組長是張芳賜（云南農業大學教授，茶學系創始人），我和虞富蓮擔任副組長。他們先乘車到九甲鄉和平村，開始步行，爬山，到黃昏時分，到了大石房村，當晚在那里過夜。次日清晨出門登山，經兩三個小時，開始進入原始森林。再經一兩個小時，到了副縣長先期到達在那里設的大本營。吃過中午飯，立即進入考察，在原始森林穿行約一個小時后，到了第一考察點，沿途直徑一米乃至數米的參天巨樹隨處可見。

1號大茶樹位于上壩平地邊，生機勃勃，主干上長滿了20cm左右長的蕨草。專家組分植物學、生態學兩個組進行快速調查，我負責生態與群落，約一個小時搞完，立即轉入小吊水頭，測量二號茶樹。它們比南亞熱帶巴達的大茶樹稍小，但海拔高了五六百米，年平均溫度10℃，比巴達下降了3℃多，屬中亞熱帶北緣，樹齡顯然要高很多。工作完了，照相留念，等回到營地，已經掌燈了。

當晚，大家都十分興奮，看到這么大的野茶樹自然群落，280公頃，世界之最！在2450米的高海拔，有這么大、這么古老的茶樹，世界之最！回到縣上，大家對樹齡確定一籌莫展。我經過在山上一夜思考，回縣后利用多年對生態研究積累的數據又進行了多種方法的試探測算，向專家們推薦了三種測算方案，請大家討論選擇。大家聽后，一致決定采用凈光合值法測算，即以南糯山茶王最少800年為參照體，南糯山茶王與哀牢山茶樹的樹徑比值、南糯山與哀牢山兩地環境評估值，我利用南糯山的凈光合值，與借用蒼山（2300m）的光合值加以修正成哀牢山光合值為參數，列成算式計算，測算出了大茶樹樹齡。考察論證的結論是：千家寨古茶林，有8個茶樹植物群落，總面積280公頃，是至今為止新發現的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野生茶樹植物群落。1號古茶樹樹高25.6m，基徑1.12m，胸徑0.89m，樹齡約2700年；2號古茶樹，高19.5m，基徑1.02m，胸徑0.86m，樹齡約2500年。這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樹。它的發現，對茶樹起源傳播生態學、茶樹種質資源、茶樹群落學、茶樹生態系統多樣性及云南茶史的研究和科普旅游，具有重要意義。

我堅持上了哀牢山，看到了茶樹世界之最，收獲巨大，遂了平生之愿，身子骨很爭氣，很有福分，成功了！大家推舉我寫了《千家寨野生茶樹群落和古茶樹的發現及其意義》，在第三屆國際普洱茶學術研討會上做了發表。

張順高妻子梁鳳銘

除去茶界的殊榮與成就外，張順高的家庭也給了他很大支持。作為妻子，同是茶科所研究員的梁鳳銘，比丈夫張順高小四歲，在張順高去非洲工作的10年里, 梁鳳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獨自承擔起了養育子女的重任；到了晚年，他們又共書茶文、同赴茶山，相互陪伴……這對相濡以沫的茶中伉儷把一生的情感與茶緊緊交融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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